前幾天，我寫了一篇關于蘇學士的文字，習慣性的，發在煙臺本地的論壇上。有位朋友的跟帖，連日來，字字句句，都在我的腦海里回響。
“蘇東坡與煙臺的緣分……如果從我們之后無人知曉，便是我們的過失”。
我是煙臺人，生于斯，長于斯。終老以后，一定也要入土在煙臺的山地里。
一個人，自斟自飲般的淺酌低唱，永遠都是低層級的褻玩。
中國人，尤其的古人，素來講究以故鄉之名，而命名一個功成名就的人。比如，李鴻章，史書多稱李合肥，翁常熟，就是我們熟知的翁同龢。
我們煙臺人都知道的王懿榮，中國甲骨文之父，國子監祭酒，在他的那個年代，都是被同僚稱作王福山的。
福山，在王懿榮的年代，只是個縣制。而當前的煙臺中心城區，不過是福山縣轄下的一個村鎮而已。
所以，中國的史書上，至今為止，還都沒有一位被稱作X煙臺的名人。
這也不奇怪。煙臺這個城市，一百多年來，本身就是個故事。
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爭后，清政府被迫和英法聯軍簽訂了《天津條約》。條約規定的通商口岸，其中，有登州，沒有煙臺。
登州，就是現在的蓬萊。煙臺市轄下的蓬萊區。
條約簽訂以后，英美列強發現，登州的港口太淺，不利于大型貨船的靠岸，于是，要求把條約里的登州，改換成了煙臺。
煙臺港，在一百多年前，就是天然的深水大港。也正是因為外國列強的這一改動，使得煙臺芝罘，從一個不起眼的漁村（最多也就是個鎮），搖身一變，由蓬萊的孫子，演變成了蓬萊的爺爺。
蓬萊，一千多前，就被稱作登州。我們熟悉的一部京劇《三家店》，也叫《秦瓊賣馬》，里面有一段至今依然膾炙人口的唱段，“楊林與我來爭斗，因此上發配到登州”。
秦叔寶和大官僚楊林有矛盾，被打入監牢，發配到了登州。
字面意思上看來，充軍犯的流放地，一定是閉塞的蠻荒之地了。
實際呢，恰好相反。早在秦叔寶生活的隋唐時期，登州，就是那個年代，就是商業高度發達的城市了。這里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。從登州出發，貨船經長山列島到遼東，然后沿著朝鮮半島的海岸線，可以直達日本。
同樣，那時候，高麗和日本的遣唐使們，好多也都是從登州港靠岸，然后，由陸路去往長安或者開封的。
也就是說，在隋唐乃至北宋時期，登州，等同于現在的上海，廣州。
剎不住車了！這篇文字，我本來是要限定在1500字以內的。
北宋元豐八年，公元1085年。這一年的蘇東坡，正好50歲。被貶謫到黃州四年后，朝廷對他的看管有所松動，于是，蘇東坡趁機上書，要求退休。朝廷也很快就同意了，允許他帶領全家人，抵達江蘇宜興生活。
那時候的宜興，不像現在，是無錫的管轄，而是隸屬于常州府。所以，蘇東坡最后魂歸于常州的藤花舊館，其根本原因是，他想經由這里，回到自己在宜興的家。
宋元豐八年三月，倡導變法的宋神宗，猝然長逝了。繼位的宋哲宗，只有十歲。一個娃娃坐金鑾，啥也管不了。所以，那時節，朝廷的大權，掌握在宋神宗的母親，也就是宋哲宗的奶奶，高太后的手里。
對了，中國古代，老皇帝駕崩后，新皇帝登基的當日，就會公布新的年號。但是，新的年號，要等到來年的正月初一，才開始正式啟用的。也就是說，宋神宗三月就死了，但是，他的年號，依然被他兒子繼續使用了八九個月。
那年六月，在太湖之濱的宜興，本來想安享退休生活的蘇東坡，突然接到了好友王定國的一封密信。
對，就是那個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的王定國。
王定國的密信，先于朝廷的公文，到達蘇東坡的手里。在信中，王定國告訴蘇東坡，朝廷已經決定，委派他擔任登州府的知府。
在這之前，蘇東坡的正式官職是汝州團練副使，相當于縣武裝部的某個部門的副科長。更在此之前，烏臺詩案前，他是湖州知府。
登州知府，和湖州知府，都是正廳級的官員。有些書說，蘇東坡不愿意接受這樣的任命。
我只能說，把你放在豬圈里，和豬一起豢養四年后，你最想做的事，是什么呢？你難道會不想，重回起初嗎？
早在七年前，蘇東坡出知徐州的時候，他就寫過一首詩，《虔州八境圖》。這其中的一首，寫的就是他對煙臺，對蓬萊，對登州的向往。
煙云縹緲郁孤臺，
積翠浮空雨半開。
想見之罘觀海市，
絳宮明滅是蓬萊。
很快，蘇東坡就接到了朝廷的正式委任公文。他帶領家人，從宜興出發，經現在的連云港，抵達了密州，也就是諸城。
密州，是蘇東坡第一個主政一方的城市。他在這里待了兩年的時間，寫下了太多膾炙人口，流傳千古的佳作。人所共知的密州四曲，就是其間的代表作。
《江城子.十年生死兩茫�！�，《水調歌頭.明月幾時有》，《江城子.老夫聊發少年狂》，《望江南.詩酒趁年華》。這些近千年來，家喻戶曉的佳作，都是他在諸城完成的。
諸城的老百姓，也以最熱烈的方式，歡迎這位有恩于自己的父母官，重回故土。這次，蘇東坡再到密州，也留下了不朽的詩文。
離開密州之后，蘇東坡和他的家人們，經陸路抵達青島附近。然后，在這里上船，沿著山東半島的海岸線，于十月十五日，抵達了登州。
北宋時期，登州府屬京東東路（和劉強東絕對沒什么關系），轄蓬萊，黃縣，牟平，文登四縣。政府的辦公地點，就在蓬萊。
宋代的官員，赴任后，按照慣例，都要向皇上上表，一是表示感謝，二是表達忠心。
五年前，蘇東坡到任湖州，就是因為一篇《湖州謝上表》，被人做了文章，導致烏臺詩案的發生。
后人之所以清楚地知道，蘇東坡抵達登州的準確時間，也是有賴于他自己寫的這封表章。
畢竟，個人書寫的東西，是最具有準確性的。
無巧不成書的事，五天后，也就是十月二十日，蘇東坡就接到了朝廷的正式公文，調他到中央，擔任禮部郎中，相當于現在的外交部副部長，或者部長助理。
從正廳級的知府，到副部級的天子近臣，在封建社會里，對于官員來說，這幾乎就是鯉魚跳龍門一樣的階梯式跨越。
居然還有文字說，蘇東坡因為喜歡登州，而不愿意接受這樣的任命。這樣的觀點，在我看來，等同于煮水肉了。
碼字至此，已經超出了我設想的總字數了。婆婆媽媽的絮絮叨叨，至今，居然還沒開始涉及蘇東坡在登州做的事。
不可容忍了。
北宋的官員體制，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規定，地方官主政一方的時間，最多不能超過兩年的時間。
我們熟知的包龍圖包拯，擔任首都的市長，為老百姓做了不計其數的好事。
實質上，包拯的任期，也只有一年零三個月，符合當時的政治慣例。
“與君離別意，同是宦游人”，初唐詩人王勃的這句詩，用在北宋的官吏身上，再合適不過了。
在交通不發達的北宋，一個在嶺南任職的官員，接到了去北方某地的任命詔書。他收拾好行裝以后，開始出發。一年多后，到達了目的地。
緊接著，新的任命又下來了。
怎么辦？繼續出發。反正，安家費，差旅費，都是國家報銷。
再回到蘇東坡。在登州，他接到調令的時候，接替他的官員，還沒有抵達登州。理論上，他可以就此不必管理政務了。
但是，蘇東坡這個人，固執得可愛。他沒有這么做，即便自己已經不是法定的登州知州了，他依然還在這個崗位上，兢兢業業的工作著，一絲不茍地做著調查研究。直到十一月七日，新的知州到來，完成了交接。
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蘇公祠”。這句話，流傳于膠東半島一帶，已然有900多年的歷史了。實際上，蘇東坡在登州，前前后后，大約待了22天的時間。
就是在這短短的22天時間里，蘇東坡，以一人之力，為膠東半島的老百姓，謀取了800多年的真金白銀的實惠。
煙臺市博物館里，保存著一面碩大的，漢代煮鹽盤。這也證明，早在兩千多年前，登州府，就是中國食鹽主要的出產地。
蘇東坡到了登州以后，驚訝地發現，出產海鹽的登州，食鹽的價格，居然和內地不相上下。
那個年代，依然沿用著古代流傳下來的食鹽專營政策。也就是說，整個國家，食鹽的采購和銷售，都是統一進行的。
即便是海鹽主要產地的登州，官府也只需要出很少的錢，購買制鹽人的產品，然后，再高價賣給當地的老百姓。
這樣一來，制鹽人的工作積極性沒有了。守著金飯碗要飯吃的登州老百姓，也是敢怒不敢言。
蘇東坡給朝廷寫了一封奏表，《乞罷登萊榷鹽》。
乞，懇求。罷，停止。登，登州。萊，萊州。榷（que），國家專營的意思。鹽，海鹽。
意思就是，請求朝廷取消登州府和萊州府，這一帶產鹽地的國家食鹽專營制度。
幾個月后，蘇東坡已經在中央機構任職了，朝廷的正式批文下來了。朝廷準許了蘇東坡的奏表，膠東半島一帶，從此不再執行食鹽專營制度。
一千多年來，膠東半島的老百姓，守著大海，卻買不起食鹽的日子，因為蘇東坡的關系，從此，一去不復返了。
中國的歷史，從來都是由正史和野史組成的。所謂正史，都是由后世朝代，官方組織編寫的，前朝的歷史記載。
也就是說，我們看到的《宋史》，是由元朝人編寫的。我們看到的《明史》，是由清朝人編寫的。我們看到的《清史》，
抱歉，中國現在還沒有正式，被學界認可的《清史》。
好在，除了官方的史書，民間還有史冊流傳。而野史存在的數量和范圍，要無其數的大于官方的正史。
比如，《蘇軾文集》里記載，十一月二日，蘇東坡在登州，游覽了延洪禪院，并且，還在這里寫下了偈子。
登州本地有個收藏鑒賞家，名叫史全叔。他收藏了一副唐朝畫圣吳道子的真跡，邀請蘇東坡鑒賞。對于吳道子的畫作，蘇東坡不吝美譽之詞，并且，應主人之邀，在畫作上題詞留念。
十一月七日，也是一般認為，蘇東坡離開登州府的日子。那天，在登州府的日寶樓，地方官員們集體為蘇東坡踐行。席間，蘇東坡揮毫潑墨，畫了一幅《木石圖》，并題詩于上，贈送給史全叔。
我們熟知的，據說登上了語文課文的，那首蘇東坡的佳作《登州海市》，在《蘇軾文集》里，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注解，“書呈全叔承議”。也就是說，這首詩寫完后，蘇東坡曾經親筆抄寫，贈送給登州的收藏鑒賞家史全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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